雷军编辑微博，删除文字“诋毁本身就是一种仰望”

编译者：刘沫潇（北京(běijīng)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jīdì)特聘研究员(yánjiūyuán)）；田香凝（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láiyuán)：“青年记者杂志”微信公众号 “国际学术观点(xuéshùguāndiǎn)”栏目每月摘编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xuéshùqīkān)的(de)最新观点。本期摘编的6篇文章包含元宇宙数据化、公民新闻研究梳理、政治传播中的“战略性模糊”策略、社交媒体用户的“显化(xiǎnhuà)”实践、新闻回避者的多元画像、新闻理性化等多样主题。 1. 元宇宙数据化：一种新兴的文化、技术(jìshù)和学术现象 未来，人类活动(huódòng)——无论是职业场景还是休闲领域——将加速向虚实(xūshí)交融的(de)(de)元宇宙空间迁移，大数据(shùjù)范式也将迎来颠覆性变化(huà)。在此背景(bèijǐng)下，2025年第5期《信息、传播与社会》（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刊登的一篇文章基于批判(pīpàn)数据研究(yánjiū)(yánjiū)、媒介研究与科学技术研究的三维视角，探讨了(le)元宇宙技术生态中数据的多重意涵。文章认为，“元宇宙数据化”（metaverse datafication）是数字技术和数据化进程的延续和扩展，人类活动更多地发生在元宇宙空间中，并产生大量新的多模态数据，涉及人的身体、感官、空间和时间信息及其互动。文章提出了6个与元宇宙数据化密切相关、引人深思的论题。 一是元宇宙数据化对知识定义的(de)影响。元宇宙作为知识生产场所以及工具，可能(kěnéng)会改变我们对知识生产方式的理解。数据化会强化量化数据比其他信源更客观的观点，进一步(jìnyíbù)边缘化定性(dìngxìng)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 二是数据(shùjù)量的增加并不必然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质量。数据量的增加可能导致更多的相关性(xiāngguānxìng)和假阳性结果，难以区分虚假相关性和因果关系。此外(cǐwài)，数据来源的多样性会使数据质量评估变得复杂。 三是元宇宙数据分析需要概念和方法的重构。传统(chuántǒng)概念如“用户”、“虚拟/现实”已(yǐ)无法充分解释元宇宙中(zhōng)混合的虚实体验，需重新定义人与技术的交互。同时，科技公司的封闭性使独立学术(xuéshù)分析受限，企业可能通过合作项目“收编”学术机构。 四是元宇宙(yǔzhòu)数据化加剧隐私、监控和剥削问题。元宇宙数据化将收集更(gèng)多关于个人生活、私人(sīrén)空间和互动的亲密数据，这些数据可能被高度货币化，引发新的剥削形式。 五是部分关于元宇宙(yǔzhòu)去中心化、可持续性和民主化的(de)主张具有误导性。文章认为，尽管科技公司宣称元宇宙将去中心化，但其实际开发依赖巨头主导的基础设施(jīchǔshèshī)，权力很可能(kěnéng)会进一步集中于个别头部企业。同时，绿色和可持续的元宇宙技术声明亦掩盖了高能耗基础设施的生态代价，远程工作还可能加剧劳动不平等(píngděng)。 六是元宇宙技术可能(kěnéng)加剧现有的基础设施和(hé)地缘政治不平等。文章指出，资源和技能的不平等可能使少数公司和富裕国家在发展元宇宙技术过程中(zhōng)受益，而其他国家和群体则被边缘化。 2. 重访三十年间的公民新闻研究(yánjiū) 公民新闻诞生以来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丰富了新闻来源，促进了信息公开透明，增强了公民的社会参与感和(hé)责任感(zérèngǎn)，还为边缘群体提供了发声渠道(qúdào)，推动了社会变革(shèhuìbiàngé)。发表(fābiǎo)在2025年第5期《新闻学》（Journalism）的一篇文章就聚焦(jùjiāo)公民新闻研究，采用主题建模、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等混合方法，回顾了30年间（1994-2023）新闻学、传播学、媒体和技术等领域有关(yǒuguān)公民新闻的研究成果。 文章发现，过往(guòwǎng)有关公民新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数字技术的影响：早期研究聚焦博客、Web 2.0等技术如何赋能公民新闻，挑战传统媒体权威；近年来转向社交媒体在危机报道中的实时性与动员(dòngyuán)作用。二是受众参与(cānyù)和(hé)专业(zhuānyè)记者的身份边界：传统新闻业(xīnwényè)通过UGC吸纳公众参与，但多限于“后台互动”（如评论审核），专业记者的“把关人”角色虽受冲击却未消亡，其身份边界在社交媒体时代持续重构。三是公民参与新模式(móshì)：图像与视频新闻成为近年焦点，在冲突与灾难中提供(tígōng)了重要的替代性叙事。 在学术合作(hézuò)与知识网络方面，文章发现(fāxiàn)，尽管公民新(xīn)闻(xīnwén)研究(yánjiū)者之间存在大量合作，但这些合作往往局限于小团体内部，显示出有限的跨团体交流(jiāoliú)。此外，文章还(hái)识别了公民新闻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5本期刊（《新闻实践》、《新闻学》、《新媒体与社会》、《新闻学研究》、《数字新闻》）和4篇关键文献（Goode, 2009； Nah et al., 2015； Thurman, 2008； Wall, 2015）。 在理论(lǐlùn)(lǐlùn)框架和研究方法方面，已有研究采用了多种理论资源，包括把关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公共领域理论和交往行为理论。在研究方法上(shàng)，运用了内容分析、访谈、调查和田野观察等多种方法。 文章据此提出公民新闻研究的未来(wèilái)发展建议：首先，应考虑在地方、国家(guójiā)和(hé)(hé)全球层面建立合作网络；其次，鼓励研究者在其他跨学科期刊上发表论文，因为公民新闻与(yǔ)社会学、政治学、信息与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存在密切关联；最后，继续采用多种理论视角，发展和推进新理论，并采用涵盖个体、组织、社区和国家层面的多层次研究方法(fāngfǎ)。 3. 政治传播中的“战略性模糊(móhú)”策略 尽管清晰和(hé)准确通常被认为是有效沟通的(de)关键，但在(zài)某些情况下，模糊性反而对传播者有利。通过“战略性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政治人物可以(kěyǐ)在不明确(míngquè)表态的情况下吸引更广泛的受众，同时避免因明确立场而可能引发的争议或选民流失。发表在2025年第2期《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的一篇(yīpiān)文章就探讨了(le)政治传播中的“战略性模糊”这一有趣话题。 文章(wénzhāng)首先给出了战略性模糊的定义：战略性模糊是指传播者(chuánbōzhě)故意(gùyì)创造一个多义性信息，使不同解释群体能够根据自己的背景和(hé)信念进行合理解读，从而为传播者带来特定优势的一种修辞手段或传播策略。其有三个(sāngè)构成要件：（1）多义性信息：文本支持多种(duōzhǒng)合理且不同的解读；（2）差异化解释群体：信息针对不同“解释社群”（如(rú)意识形态、身份、知识(zhīshí)背景差异的群体），并利用其解读策略的分歧；（3）传播者的利益驱动：传播者通过模糊性获取好处，如扩大受众、规避审查、增强政治动员。 随后，文章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以美国国会议员(yìyuán)的新闻信和保守派政治讽刺媒体《巴比伦蜜蜂》（The Babylon Bee）为例，展示(zhǎnshì)了战略性(zhànlüèxìng)模糊(móhú)如何在实际政治传播中发挥作用(fāhuīzuòyòng)。通过分析这些案例，作者揭示了战略性模糊如何帮助政治人物在不同解释群体中平衡意识形态目标与利益需求，以及如何在受众中扩大影响力。 最后，作者提示要警惕(jǐngtì)战略性模糊(móh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传播极端观点或偏见性信息，以及在民主环境中削弱透明度(tòumíngdù)和追责，未来(wèilái)研究者有必要通过解码模糊话语的潜在含义，减少战略性模糊带来的负面效应。 4. “显化”实践：TikTok如(rú)何如影响(yǐngxiǎng)和塑造用户的精神表达 “我是健康的，我是富有(fùyǒu)的，我是神圣的，一切都在完美的时机来到(láidào)我身边。我很迷人，我很富有，姑娘，我太棒了！宇宙和我是同步的。”近年来，TikTok上流行(liúxíng)着这类“显化(xiǎnhuà)”（manifestation）内容(nèiróng)，即通过积极思考召唤个人欲望的精神暗示内容。 2025年第5期的《国际(guójì)传播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中，有(yǒu)学者对显化内容展开研究，并探讨了(le)TikTok作为一个具有强大算法(suànfǎ)推荐系统的平台，如何为用户的精神表达提供独特的传播空间。 作者创建了一个新的TikTok账户(zhànghù)，并通过搜索关键词和标签来训练算法推荐相关的显化(xiǎnhuà)内容。在此基础上(shàng)，作者关注了超过200个主要发布显化内容的账户，并对(duì)他们发布的3000余个视频内容进行话语分析和主题提炼。 通过(tōngguò)上述研究(yánjiū)，作者(zuòzhě)发现(fāxiàn)，许多创作者通过“压力互动(hùdòng)”（pressured engagement）来增加(zēngjiā)视频的可见性，例如要求观众点赞三次以“声称”祝福，这种互动方式不仅(bùjǐn)增加了视频的参与度，还赋予了互动以精神意义。作者认为，TikTok的快速滚动和无时间戳的界面使得(shǐde)时间感变得模糊，这让用户更容易接受“时间是一种幻觉”的观点，这也(yě)与显化实践对于“当下时刻”的强调相契合。作者还指出，对于喜爱显化内容的用户而言，算法能够读懂他们，并提供与他们精神需求(xūqiú)相匹配的内容。最后，文章提出，TikTok等社交媒体平台运用其技术特性影响和塑造用户的精神实践，它们不仅是娱乐平台，还是帮助用户实现精神目标的重要工具。 5. 新闻回避者的多元(duōyuán)画像 近年来，新闻回避(huíbì)现象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议题。然而鲜有研究深入探讨新闻到底被(bèi)谁回避、为何回避、如何回避。2025年第(dì)4期的《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发表了一篇论文，尝试提出一个全面理解新闻回避复杂性的框架(kuāngjià)。 论文采用德尔菲法，对新闻(xīnwén)从业专家进行多轮访谈，了解他们对于新闻回避(huíbì)(huíbì)的(de)观点和看法。研究总结发现，新闻回避可以是(shì)主动的、短期(duǎnqī)的行为(xíngwéi)，也可以是被动的、长期的习惯化行为，这种行为受到个人动机和结构性因(yīn)素的共同影响。在此基础(cǐjīchǔ)上，研究进一步指出，新闻回避者可以被细分为8种类型，包括：敏感者（The Sensitives），因新闻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而主动回避新闻；低信任(xìnrèn)者（The Low Trusters），因对(yīnduì)新闻媒体的不信任而主动回避新闻；不感兴趣(xìngqù)者（The Disinterested），对新闻时事(shíshì)不感兴趣，被动地用娱乐或社交媒体取代新闻；小众(zhòng)爱好者（The Niche Dudes and Galls），只关注与特定兴趣或爱好相关的新闻；自然主义者（The Mindful Naturalists），回避主流新闻，但(dàn)通过杂志、书籍、播客或纪录片等(děng)方式获取他们认为重要的信息；低调回避者（The Low Key Avoiders），没有主动回避新闻，但因生活忙碌(mánglù)没有时间关注新闻；享乐主义者（The Hedonists），对新闻不关心，更关注个人生活和社交圈；媒体文盲（The Media-Illiterates），因缺乏媒体素养，不把新闻消费当作日常生活(rìchángshēnghuó)的一部分。 作者认为，新闻回避是(shì)多面的、动态的，媒体需要与受众建立更紧密(jǐnmì)的联系，了解他们的信息需求和偏好，并提供更多样化(duōyànghuà)的内容和形式，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 6. 新闻理性化：人工智能如何(rúhé)重塑新闻把关流程 尽管AI在新闻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guǎngfàn)，但关于其如何(rúhé)重塑新闻机构的把关流程、影响新闻内容以及最终改变公共领域的具体研究(yánjiū)仍然较(jiào)少。在2025年第5期的《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 Society）中，有研究基于把关理论，对美国、英国(yīngguó)和德国的新闻工作者(gōngzuòzhě)进行深度访谈，探讨了AI如何改变新闻的生产和分发过程。 研究发现，AI的应用(yìngyòng)推动了新闻机构的“理性化”（rationalisation），具体包括：第一，效率提升，AI让新闻机构通过自动化减少人力和时间(shíjiān)成本；第二，可预测性增强，新闻机构可以利用数据和算法预测受众需求和新闻效果；第三，可计算性(kějìsuànxìng)增加，新闻机构能够(nénggòu)通过量化(liànghuà)指标评估新闻内容的传播效果。 但与此同时，作者(zuòzhě)也指出，新闻理性化也可能导致新闻生态系统的权力结构变革。作者认为，技术公司(gōngsī)通过提供AI工具和服务，获得了对(duì)新闻内容更大的控制权，这可能会(huì)影响新闻机构的自主性和独立性(dúlìxìng)。此外，AI的应用可能会改变新闻内容的类型和质量，从长期来看会影响公共领域的透明度、可访问性，进而削弱公众的知情权。 总而言之，作者再次论证了AI技术的双刃剑效应，并建议未来研究进一步关注(guānzhù)AI在不同媒体(méitǐ)系统和文化背景(wénhuàbèijǐng)下的应用效果，以了解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